“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，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……”这是这个时代对艺术“高峰”的评判与鉴赏标准，是这个时代对人文精神与审美理想的殷切呼唤，也是指引传统中国画现代转型与审美旨趣革新进步的灯塔。

　　中华民族美术史的金字塔是由历代绘画大师的精品力作筑就的，不仅是民族的精神图腾，也是数千年来每个时代文化渊源、历史风物、自然景观乃至审美理想的精彩呈现。从晚周帛画到楚器漆画，从汉唐壁画到元明清水墨画与工笔画，先辈们在民族绘画以“线”为基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、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美术史，拓展出了以“线”为核心的审美范式。如唐人重法度，用线精巧华丽；宋人重物理，用线精而不苟；元人重意趣，用线洒脱疏放；明清重性情，用线挥洒自如。这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审美认知与审美风尚，给后世留下了丰厚而辉煌的文化遗产，同时也给当代大众化美术留下了一以贯之的评判与鉴赏标准。南齐谢赫将这一标准概括为“六法”，即气韵生动、骨法用笔、应物象形、随类赋彩、经营位置、传移模写。自此，“六法论”不仅成为世代相传的对中国画的评判标准，也成为研究与学习中国画的普适法则。

　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仅中国绘画史就足够灿烂夺目，展现出了与西方艺术截然不同的人文理念。从具象到意象，中国画都有着自己独立的、原发性的认知。其推崇“以人为本”“天人合一”，追寻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讲求“物我一体”“迁想妙得”，注重“以形媚道”“含道映物”。这不仅是一派超凡脱俗的意境追求，同时也强调观照自然、社会与人生，传承中国人所特有的哲学思想，并呈现出强烈的悲悯情怀。从历代大师的作品中，我们随处可见他们对艺术形式的不断融合、创新，与对人文精神矢志不渝的传承、延续。同时，我们也会感受到一代代大师充满魅力的个性风范与创造精神。从绘画的角度看，中国美术史与其说是一部绘画史，不如说是一部创造史。然而，自蒋兆和《流民图》之后数十年，中国绘画却走向了一片愈来愈干涸的洼地，甚至有整体沦陷的趋势。这难堪的现实不得不引起每个有识之士的忧患与反思。

　　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“轴心时代”的三大文化之一。它造就了我们民族文化世代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蕴与血脉，派生出中国美术史的灿烂星河，使我们拥有了富足的文化遗产、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信息与交通现代化的发展给当代艺术家提供了认识、感悟这个时代的广阔空间，也具备了良好的创作条件，但为什么我们的艺术（尤其是美术）在这几十年里却存在着“有数量缺质量，有高原缺高峰”的平庸与衰败现象呢？“抄袭模仿，千篇一律”、脱离大众、低级趣味、粗制滥造的“文化垃圾”，更给新型的冒牌官员画家提供了急功近利、浑水摸鱼甚至竭泽而渔的机会。长此以往，必然使文化结壳、创作荒芜，让画坛沦为厚黑的名利场。其危害突出表现在五个层面：

　　一、人文精神的缺失

　　“鲁迅先生说，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，首推文艺。举精神之旗、立精神支柱、建精神家园，都离不开文艺。”（******《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，是历代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为我们撑起的文化精神大旗。从老子、孔子到李白、杜甫，从鲁迅、巴金到梅兰芳、齐白石，从阎立本、顾恺之到张择端、蒋兆和，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到唐诗宋词，浩如烟海的文化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，也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。可是，近半个世纪以来，尤其是开革开放以后，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，很多人看不到甚至抛弃了中华传统这杆精神之旗，而是跪拜西方，致使自己的文化被搁置，甚至被奴化。“85思潮”后，一些画家搜奇猎艳、调侃崇高，甚至声明要颠覆传统文化。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支柱在一些人心里轰然倒塌，人文精神与人文情怀被市场的诱惑所取代，并由此导致了作品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。

　　二、悲悯情怀的枯竭

　　悲悯情怀不仅是对生命与自然的感受和怜悯，也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与道德修为。古人云：“善为国者，遇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兄之爱弟，闻其饥寒为之哀，见其劳苦为之悲。”我国世代相传的名篇佳作，几乎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，对百姓疾苦的关切。这是一种珍视生命的品格情操，也是一种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崇高境界。

　　作为文化艺术，有没有感情和对谁有感情，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。老一辈艺术家之所以能创作出“高峰”之作，关键是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百姓之中，“与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，欢乐着人民的欢乐，忧患着人民的忧患”。反思当代文艺创作，之所以缺质量、缺“高峰”，就是因为对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缺失，对百姓悲悯情怀的枯竭。连对人民大众最起码的感情都没有，就更不要说高尚的人格修为与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了。即使下乡，也是名义上的“体验生活”，不过是走马观花，拍几张照片完成任务罢了。有几个艺术家是长期扎根生活与民众之中？有几个能与老百姓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将百姓命运感同身受？又有几个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于笔端？

　　由此可知，当代的艺术创作尤其是中国画创作，没有情感、没有血肉、没有心跳、没有脉搏。没有悲悯情怀也就缺乏真情。将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凭空虚构，就难免成为矫情、虚假、肤浅、鄙陋、做作与麻木不仁、冷冰冰的作画机器。

　　艺术家的悲悯情怀实质上是一种境界与修为。艺术家只有养成了这种境界、修为，才能对社会产生更广泛与深刻的关注，才能产生对生命意义的社会学透视与深层反思，才能唤起创作时代扛鼎之作的母题构成。一旦悲悯情怀枯竭，再想创作出高境界的“高峰”之作，只能是缘木求鱼。

　　三、创造性思维的萎缩

　　古人云：“心苟利于民，不必法古；苟周于事，不必循俗。”自古至今，创造、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，谁拒绝了创造与创新，谁就会被社会淘汰。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《考工记》中就有“智者创物，巧者述之”的名言。从仰韶彩陶到晚周帛画，从楚器漆画到汉唐壁画，从元明清水墨到当代工笔，无不体现了中国画传承与创造的关系。所以“创造”应是我们继承传统的核心，历代大师的创作风范应是我们继承的精神所在。在全球一体化时代，中国画的时代转型与契合时代审美趋向的演进是时代的命题；而在与其他异质文化的碰撞、融合之中，使传统文化重生与发展已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。但半个世纪以来，随着国门开放与经济的飞速发展，以经济为目的，万般诱惑层出不穷，对文化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，其危害性与消极性在艺术界尤为严重。其一，在“高原停顿”的中国画界，遍地“炒剩饭”、鹦鹉学舌，甚至把继承片面地理解为仅仅是技能方面的临摹。画家们吃着明清水墨一招半式的涎水，又冠以所谓的“写意精神”，大肆地临摹或自命风格。这种典型的民族性固化与所谓的“坚守传统”实质上是创造性思维的僵化和萎缩，不是智者的艰苦跋涉。由此产生了大量低俗、柔靡、香艳、轻薄、酸腐、甜俗与恶俗的垃圾之作。其二，是殖民性奴化--发端于西方现代表现主义艺术潮流，放弃艺术接受的公众性，为变形而变形，以丑怪为美，违背艺术逻辑和创作规律，隔绝种族传统与文化血脉，盲目向西方艺术跪拜献媚，使作品成为哗众取宠而失去根本的“浮游生物”，令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严重枯萎甚至灭绝。

　　四、评判标准的模糊

　　艺术自古有雅俗、高下之别。世界上所有的文化艺术结构都应该是金字塔形的，塔底是一些通俗的东西，而塔顶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最高的文化成就。当代中国画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层面。一是笔墨情趣层面。这个层面较为普遍。其大部分画者以临摹古代画家，尤其是明清画家作品为能事，以期把握住古人的中侧锋用笔与提按、反转、顿挫、疾徐、皴擦点染及色彩运用，进行创作。他们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“体验”以传统笔墨形式呈现于画面，达成某种追随古人的超然、隐逸之“情怀”，或稀薄、淡远的古典“趣味”。二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承载。这一层面建立在笔墨情趣层面之上，一般泛指全国美展与重大题材的命题之作。其在技术上有一定难度，有自身的语言特征，对艺术规律有一定的理解与把握，在创作上也有自己的甄别、见解和追求。三是最高境界的灵魂之作。其作品不仅让人动心，而且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。创作者有从传统到现代的整体把握，有从生活到艺术的创造性升华，有对时代审美需求准确而清晰的判断，兼及自身的修养、情操、人生阅历、社会责任感、悲悯情怀及对所处时代的审视思考，各种复杂、综合因素在创造力的统摄下参与到创作之中。这三个层次，第一、二层较易实现，能达到第三层的则寥寥无几。中国画的审美与评判，历来以谢赫的“六法论”为圭臬。“六法”为中国画的鉴赏、提高与研习提供了重要参照。但是，时代在发展变化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责任，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期待、审美情感与审美风尚。时代精神变了，意识形态变了，审美标准必然会随之变化。艺术是时代的心声，也是时代对精神世界的深层呼唤。

　　2014年，******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，集时代之心声，明确了文艺的发展方向。他在确立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的同时，还提出了文化艺术最高境界--“高峰”的评判标准。“高峰”作品“反映着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”。可迄今为止，好几个春秋过去了，自上而下的文化单位、艺术院校、社会团体也几经学习，但贯彻在哪里，落地有声吗？文化单位一波接一波地集体下乡，最后的成果就是一些花样繁多的“汇报写生展”。数十年来，国家级展览举办了数百次，仅获奖的就有成千上万人次，有几幅作品“让人动心，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”了？不是笔墨情趣或工匠制造之作，就是迎合口味与没有情怀的命题之作。造成这种吊诡现状的原因很多，比如有的评委本身就没有创作过什么代表作品，充其量只搞了一些程式化的小品，眼界、修养、胸襟、情怀与责任担当都令人质疑。他们往往拿自己的利益当选择标准，为亲朋好友、弟子门生搞暗箱操作，按亲疏、远近分配利益与光环，而将真正的好作品拒绝在展厅之外。由此，严重模糊了“高峰”作品的评判标准，混淆了画坛的大是大非，侵害了美术事业的健康肌体，破坏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潜力与发展进程。

　　五、文化腐败致使“高峰”之作错过了“高峰”

　　******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，“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”，“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”，“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，把那些德才兼备、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”，其中“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”。对艺术家来说，“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，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”；对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来说，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”。可是在当下，有些投机取巧、以权圈钱的官员书画家不是以作品、人品和责任、良知为立身之本，而是以官衔、权力来谋取利益最大化。

　　在经济大潮中，许多画家失去了艺术创作的方向，找不到民族文化传统在世界体系中的坐标，也找不到自己在社会框架里的位置，失去自信、失去自觉、失去信仰、失去灵性、失去人文精神，关闭了悲悯情怀，是非颠倒，创造思维萎缩。文化腐败造成了艺术的评判标准唯权力马首是瞻，使“高峰”艺术创作大多沦陷于“高原停顿”的现实洼地。

　　苦难是财富。一切过往的苦难都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。上世纪四五六十年代人的记忆中铭刻着民族的沧桑与苦难，又有着数十年来的人生波折与苦旅苦修。这几代人本应是“高峰”艺术创作的主力军，但他们却把最有效的二三十年光阴消耗在经济浪潮中，虽有想法与思考，但各种活动繁多、诱惑频仍、事务缠身，觉醒后年事已高，精力衰竭，只能慨叹错过了创作的最好时间。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，文化腐败捆绑并浸透在功名利禄之中，干扰、阻遏、窒息着当下艺术的创作，并残害、腐蚀、毁灭着民族文化的未来。倘若一直这样下去，高境界的艺术作品将很难出现。这对于历史来说可能是段悲剧--上对不起前辈，下对不起子孙后代。就此，有识之士理应进行反思！

　　转载自：中国书画报 公众号